本文稿基于我最近的文章：http://doi.org/10.1111/erev.12894

大家早上好！今天，值此加拿大联合教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很荣幸能与大家交流。这一百年来，我们见证、挑战与变革。这不仅仅是一个教派的故事，更是一段忠信的故事，也是加拿大的故事。它讲述了一个教会如何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怀着对合一的期盼而诞生，并努力追随基督的故事。

今天，我想追溯这段旅程——它的根源、它的转折点、它的神学转变——并反思在尊重过去的同时拥抱未来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时，圣灵在今天对教会说了什么？

1. 合一的梦想
联合教会并非一夜之间诞生的。它源于数十年来对基督教合一的渴望。早在1925年之前，卫理公会、长老会和公理会的领袖们就已经开始对话、祈祷并合作努力实现联合——这并非为了机构的生存，而是为了加拿大的利益。

迈向联合的第一步发生在1875年，当时几个长老会团体合并，组成了加拿大长老会。卫理公会内部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最终于1884年成立了加拿大卫理公会，而公理会则于1906年合并。到19世纪末，建立更广泛的新教联盟的理念逐渐兴起，尤其是在那些认识到这种做法在实践和传教方面优势的领袖们当中。

正式的教会联合运动在20世纪初获得了显著的推动力。1902年，卫理公会总会明确表达了与长老会和公理会联合的愿望。这一倡议促成了1904年教会联合委员会的成立，该委员会汇集了三个教派的代表，共同探讨有机联合的可能性。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委员会讨论了关键的神学和结构问题，最终于1908年起草了教会的奠基性文件《联合基础》的主要条款。该文件重申了对宗教改革时期福音派教义的忠诚，并驳斥了教派竞争比统一的国家教会（不受国家控制，而是“友好地服务于全民族”的教会）更能服务于福音的观点。

这一神学愿景与国家使命感紧密交织。教会联合被视为促进加拿大统一的一种手段，其根基在于耶稣的祷告“使众人合而为一”（约翰福音17:21）。它不仅具有神学意义，也具有实践意义和使命意义——致力于使福音在全国范围内、城市、农村社区，尤其是在加拿大西部等新兴边疆地区广为传播。

2. 双重愿景：敬拜与社会见证
这一基本愿景在大萧条时期（1929-1933）发展，并于1934年发布了两份关键文件：《社会秩序的基督教化》和《福音传道》。这两份文件都源于教会试图应对当时的社会和精神危机。《社会秩序的基督教化》是一份受委托撰写的关于福音传道和社会服务的报告，阐述了一种内在性神学，呼吁以基督教伦理为基础的社会变革。它倡导结构性变革、经济正义和道德责任，并主张信仰必须塑造政治和社会现实。

相比之下，委员会的报告《福音传道》则侧重于超越，强调个人救赎、悔改和精神复兴。它与制度扩张主义保持距离，反而强调教会呼吁培养个人与基督的关系。尽管它常常被《社会秩序的基督教化》所掩盖，但它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互补愿景，探讨了信仰内在的、永恒的维度。

这两份文献共同揭示了教会的双重愿景——一个植根于变革性的社会行动，另一个植根于灵性觉醒。正如诺斯洛普·弗莱后来在《双重愿景》中所阐述的那样，这种双重视角使信徒能够同时看到物质世界和其中蕴含的灵性现实。因此，教会早期的精神并非单一维度的，而是内在性与超越性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这将指导其未来的事工和见证。

3. 战时与福利国家
二战期间（1939-1945），联合教会在支持战争和战后重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教会的许多成员都拥有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他们鼓励民众效忠英国，通过其战争服务委员会支持军队牧师，并动员会众——尤其是妇女传教士协会（WMS）的女性——参与社区和社会服务。尽管教会鼓励民众购买战争储蓄券，但其对战争的财政支持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战后时期，联合教会通过“前进运动”将重点转向福音传播和社会复兴，在国家快速变革的背景下，倡导信仰、社会正义与和解。尽管人们对基督教重新参与充满希望，但种族紧张和道德危机等挑战依然存在。

1945年至1970年代，随着联邦政府服务范围的扩大，其员工数量增加了两倍。关键发展包括加拿大退休金计划（CPP，1965年）、医疗保健法（全民医疗保健，1966年）以及公共教育的改进。与此同时，战后的加拿大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经济繁荣、郊区发展和移民增加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兴起；然而，在此期间，教会的公共角色逐渐减弱。联合教会一度运营着30多家医院，到20世纪60年代末，其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参与急剧下降至仅剩10家。这标志着一场更广泛的转变，世俗机构开始在公共生活的关键领域取代教会。

4. 新的使命范式
1962年，联合教会成立了世界宣教委员会，根据新兴的后殖民现实重新评估其全球使命。经过两年半的研究，委员会在《世界宣教：世界宣教委员会报告》（1966年）中发表了研究成果。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其重要性堪比天主教会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教会对非基督宗教的信仰宣言》（Nostra Aetate）。这份报告标志着宣教理念从殖民时代的等级制模式，转向植根于伙伴关系、正义和多元化的神学。

其最根本的转变之一是明确拒绝“教会殖民主义”。报告摒弃了西方教会主导原住民伙伴的传统父子模式，强调相互尊重、地方领导，并鼓励原住民教会在全球宣教中自主决策。这种平等主义的方法将宣教重新定义为一种共享学习和合作的双向关系。

报告的核心是采纳了“天主使命”（missio Dei）神学——即宣教源于天主，而非教会。使命不再专注于教会的扩张或皈依，而是被重新定义为参与上帝已存在于世间的救赎活动，特别是通过社会正义与和解。

该报告的另一项突破是承认宗教多元化。它肯定上帝在所有宗教传统中都发挥着作用，鼓励基于尊重和相互理解而非优越感或同化的跨宗教对话。这标志着与以往排他性或包容性的基督教观点的重大转变。

最后，该报告强调“共同关怀”是使命的基础，呼吁与所有人——无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团结一致，共同应对贫困和不平等等全球不公正问题。因此，使命不再被重新定义为征服或皈依，而是对人类尊严和正义的共同追求。

《世界宣教》仍然是联合教会宣教学的奠基性文献，影响着其对伙伴关系、正义和跨宗教合作的持续承诺。

5. 跨文化与反种族主义教会
自20世纪80年代起，联合教会开始直面自身在内部和系统层面上对种族主义的共谋。2000年，它宣布种族主义是一种罪恶。这不仅仅是个人偏见，而是一种必须被瓦解的结构。

2006年总理事会明确指出：教会必须是跨文化的——而不仅仅是多元文化的。这意味着教会不仅要庆祝差异，还要以互惠、公正和变革的方式跨文化互动。

愿景是所有民族的充分和平等参与：原住民、法语区、少数族裔和白人社群——所有人都分享领导力、敬拜和使命。

这项工作仍在展开。但教会已致力于反种族主义和跨文化互动的漫长征程。

6. 我们是否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像加拿大联合教会这样的自由派教会引领了进步的社会变革，倡导种族和性别平等、2SLGBTQ+ 权利以及跨宗教和解。然而，随着这些价值观在世俗社会成为主流，自由派教会面临着一个悖论：文化上的成功与制度上的衰落并存。这种趋势被称为“文化上的胜利与组织的失败”，反映了曾经反文化的自由派基督教伦理如今已被广泛接受，从而削弱了教会独特的作用。

年轻一代通常将灵性视为个人的，而非集体的，如果世俗机构已经体现了一些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可能会认为教会是不必要的。此外，自由派教会强调神学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这可能导致其缺乏清晰度、凝聚力和承诺，最终削弱其机构认同。

尽管如此，自由派教会在塑造一个更加公正和包容的社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重新定义自身的相关性，提供世俗社会无法提供的东西：深刻的灵性塑造、变革性的仪式以及真正的社区归属感。

联合教会借鉴诺思洛普·弗莱的“双重愿景”理念——将内在性与超越性融为一体——继续通过新的使命体现其创始愿景：深厚的灵性、大胆的门徒训练和勇敢的正义。这一愿景旨在重振教会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培育信仰、正义和灵性社群的作用。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并非只是在庆祝过去，而是在迈向未来。

让我们怀着感激之情缅怀过去。
让我们怀着信心拥抱未来。
让我们聆听圣灵的声音——祂仍在说话。
让我们与基督同行——祂仍在呼唤。

因为教会从来都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或一个结构。
它是一群人。
它是一场运动。
它是你。它是我。它是我们。

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携手迈进加拿大联合教会的第二个世纪。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