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今天在海岸萨利什族人民这片未被割让的土地上欢迎我来到你们的社区。

在今天的福音中，一位律法师向耶稣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太明确告诉我们，这其实是一种试探。他提出这个问题并非为了求知，而是为了陷害耶稣。耶稣则以万物的核心作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 道理 的总纲。」

我们常将这句话视为一句优美的箴言。但在耶稣的一生中，爱绝非仅止于空谈。他触摸了那些别人不愿触碰的人；他与那些被排斥的人同桌用餐；他在安息日施行医治，尽管这要付出代价；他推翻了祭坛上的桌子。最终，他为这份爱付出了至高的代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于一个帝国的权利之手。

在圣经的福音书中，爱是一种行动。有时，它甚至会让你付出一切。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这条诫命对巴勒斯坦基督徒——一个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群体——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的教会是如何尝试以我们所说的“爱的逻辑”来回应的。我将从自己的故事讲起。

第一部分：我的故事被制度分离的同一民族

在向大家介绍我自己之前，我需要先给大家看一张地图，因为巴勒斯坦人的经历并非千篇一律。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地理位置。右边这张是中东地区地图。左边是一张更详细的地图，展示了通常所说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如您所见，巴勒斯坦并未出现在地图上。这两片虚线标出的区域，即所谓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本应根据《奥斯陆和平进程》成为巴勒斯坦国的一部分，但这一进程最终未能实现。取而代之的，是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所遭受的封锁与种族灭绝。这些就是相关领土。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生活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

同样，巴勒斯坦人的经历并非千篇一律。有些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公民，就像我成长的那片社区一样。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虽然在出生地拥有居住权，却没有公民身份。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军事占领之下，并正遭受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在封锁中生活了近20年，如今正经历着种族灭绝。此外，还有散居世界各地的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及其后代，他们被禁止返回故土。其中一些人，正是你们在温哥华的邻居。

每个群体持有不同的身份证，受不同的法律管辖，享有不同的权利。你能去哪里旅行、住在哪里、能和谁结婚、能和谁共同生活：这一切都取决于你出生时被归入哪一类。我们本是一体，却被以色列的刻意安排所分裂。

这就是“种族隔离”的含义：一种以血统决定权利的制度。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组织以及以色列人权组织“卜采莱姆”（B’Tselem）都得出了这一结论，而巴勒斯坦基督徒们早已如此指出。

在这些群体中的每一个里，都有巴勒斯坦基督徒。我们虽然是一个小群体，但我们并非信仰的新来者。教会并非从别处传入我们的，而是发源于我们之中。

我在拿撒勒长大

我在拿撒勒城出生长大，也是耶稣长大的地方。

这是一张描绘我自身血统的图谱。我是一名拥有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在以色列社会中，有犹太人、巴勒斯坦人以及其他族群。从官方角度来看，国家将我们称为“以色列阿拉伯人”，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拒绝接受这一标签，因为它试图将我们与我们的文化传承割裂开来。我们约占以色列总人口的21%。在巴勒斯坦人中，基督徒是穆斯林占多数群体中的少数群体，约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5%。这是一个小群体。而在基督教群体中，又存在许多教派。我的父系祖先是科普特人：据传统记载，这些埃及人是在一世纪通过使徒马可的传教活动皈依基督教的。我的母系祖先属于希腊东正教，该教会的渊源可追溯至这片土地上的首批基督徒。然而，在我出生时，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浸信会信徒，这得益于二十世纪初南方浸信会传教团的传教工作。

当时的教会传教团希望在圣地站稳脚跟，因此许多传教团都创办了学校和医院。在“巴勒斯坦人大逃亡”期间，由于战乱，许多儿童沦为孤儿，浸信会传教团便创办了一所孤儿院。我的母亲在分娩时失去了她的母亲，随后被浸信会传教团收留。她是十九个孩子中的一员，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流离失所和失去亲人的故事。我父亲被安排进入拿撒勒新成立的浸信会学校就读。

在我父母生命的某个阶段，他们都选择成为浸信会信徒。如今，我作为加拿大联合教会的成员，可以说我站在了教派光谱的另一端。这部分是因为南方浸信会普遍信奉基督教锡安主义，而正是这一点推动我踏上了灵性之旅，最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无法加入一个将我同胞的苦难与流离失所视为神圣计划一部分的教派，而恰恰就是该计划旨在让上帝的选民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居住在我们的家园、占据我们的土地。这种神学对巴勒斯坦人民而言绝非好消息，而在和解工作中我学到的一点是：如果我的神学正在伤害我的兄弟姐妹，那么这种神学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

我大约十二三岁时，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将我视为二等公民、并把我视为当时我唯一故乡中的人口威胁的体制里。当时我正和一位亲戚在海滩上玩飞盘。我的表弟朝我扔来飞盘，不知怎么的，飞盘落到了一个年轻的犹太情侣身上。那个年轻男子站了起来，一脸愤怒。他厉声质问：“是谁扔的？”当时我就知道，如果我走过去用我那蹩脚的希伯来语跟他说话，他就会发现我是巴勒斯坦人，我担心他会以某种方式伤害我。于是，我做了当时唯一能想到的应对方式：我假装用美式口音说希伯来语，并向他们道歉。那对情侣立刻原谅了我们，还好奇地问我们来自哪里。当时，我脑海中唯一浮现的地方就是电视剧《比佛利山庄90210》里的那个地方，所以我回答说“比佛利山庄”。他们热情地欢迎我来到以色列，并把飞盘还给了我们。

作为一名以色列籍巴勒斯坦人，我既会说阿拉伯语，也会说希伯来语，而且能够游刃有余地游走于这两种文化之间。

今天的经文是我选择投身和平建设工作的根本原因，因为我感到自己被召唤去成为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桥梁；要证明我们能够共同生活，而且只要有机会，我们其实有着更多的共同点。我的和平建设工作始于2000年左右，正值第二次“阿克萨群众起义”（译者注：又名“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并一直持续到2014年加沙战争爆发，那场战争中超过2,2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那年夏天，我在战火纷飞中负责管理一个儿童夏令营，我们不得不躲避从加沙飞来的火箭弹。我永远不会忘记家长们对我的信任：在战火纷飞之际，他们选择将孩子托付给我。孩子们和他们的青少年辅导员都非常勇敢，面对警报声和躲进避难所的情况都应对得游刃有余。那一周我始终焦虑不安、心怀恐惧，一边祈祷大家平安无事、无人受伤，一边却深知加沙的孩子们既没有防空警报，也没有避难所，无法及时寻求庇护。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站在那里，意识到这一刻的讽刺意味。我身处战火之中，却正在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孩子们举办夏令营，不禁自问：和平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我仿佛生活在一片绿洲中，却感觉这绿洲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

那一刻让我陷入了幻灭。这种幻灭并非源于认为和平无法实现，而是源于意识到主导势力对和平并不感兴趣。他们不希望我们留在那里。他们觊觎我们的土地，却不想让我们留在那里。随后的十年里，暴力愈演愈烈，人道主义空间不断萎缩，针对不公现象的非暴力抵抗也被定为非法。

因此，当2023年10月来临时，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暴力事件本就在意料之中。真正让我们震惊的是其规模之大以及所施加的暴力程度。在温哥华的屏幕前目睹我的同胞被杀害，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不停地给家里打电话，看着无休止的新闻报道，因自己身处安全之地而感到的内疚，周围人的沉默或误解，以及对远在故乡的亲友的担忧。

在《申命记》的经文中，摩西站在尼波山上，眼前展开的整片土地尽收眼底，但他却无法进入其中。我也曾有过这种感受。我看得一清二楚，却无法触及任何人，也无法拯救任何人。

第二部分：爱的逻辑弥赛亚是何人之子？

让我们回到《福音书》中。耶稣回答了他们的试探之后，也反问了一句：弥赛亚是谁的儿子？他们给出了预料之中的答案：大卫的儿子。换言之，他是一位出身正统血统的君王，将凭借大能重建王国，并驱逐敌军。

耶稣不会接受这个答案。上帝所膏立的人，并非由血统、王位或征服来定义。几天之内，耶稣所说的这位，将不是在宫殿里，而是在十字架上登基。

种族隔离制度基于血统的逻辑：你的祖先是谁，就决定了你应得什么。耶稣则以另一种逻辑作答。邻舍理应得到爱，并非因为他们的血缘关系或身份证，仅仅是因为他们是邻舍，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

我想明确一点：这是对一种体制的批判，也是对一种为统治行为背书的神学的批判。这并非针对犹太人民或犹太教的批判。许多犹太人都在这场斗争中与我们并肩作战。

巴勒斯坦凯罗斯文件：以爱为盾

2009年，来自各个教派传统的巴勒斯坦基督徒齐聚伯利恒，受南非《凯罗斯文件》的启发，起草了一份名为《巴勒斯坦凯罗斯：真相时刻》的文件。“凯罗斯”（Kairos）意为决定性时刻，即上帝呼召我们作出抉择的时刻。该文件指出，抵制不公既是基督徒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但它特别强调了抵制的方式：这是一种“以爱为逻辑的抵抗”。

我们拒绝消极顺从：拒绝将压迫视为上帝的旨意。我们也拒绝仇恨，拒绝沦为压迫者的镜像。爱甚至能在检查站的士兵身上看到上帝的形象，而正因为看到了这一形象，爱才会抵制那种正在贬低我们双方的邪恶。

去年，在种族灭绝肆虐之际，巴勒斯坦基督徒发布了第二份《凯罗斯》文件——《真相时刻：种族灭绝时代的信仰》，该文件由耶路撒冷、伯利恒以及我所在的拿撒勒市联合发布。该文件呼吁世界各地的教会采取行动：停止武器转让，实施抵制和制裁，支持法律问责，并践行富有创造力的非暴力抵抗。它憧憬着一个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国度。
其中传达了一条每间教会都应听到的信息：“真正的团结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正是马太福音第22章诫命的活生生的践行：这种需要付出代价的爱，这种付诸行动的爱。

这意味着什么

在我身边的人身上，我处处都能看到这种爱的逻辑。

我在加沙的教堂里看到了这一点。在圣波菲里乌斯东正教堂和圣家天主教堂，它们向基督教和穆斯林家庭敞开了大门，却在为这些家庭提供庇护时遭到了袭击。就在三周前，加沙市一栋公寓楼遭到袭击，一名母亲和她的女儿——迈萨·阿布·达乌德和玛丽·纳贾尔——不幸遇难。此前，她们一直在圣家教堂的避难所为流离失所的家庭提供帮助。

我在“民族之帐”（Tent of Nations）看到了这一点——这是伯利恒附近一家面临土地被没收的基督教家庭农场，其入口处的一块石头上写着：“我们拒绝成为敌人。”

我在“苏穆德”（sumud）中看到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用来形容坚韧不拔的词：坚守、扎根、重建，以及拒绝消失。

第三部分：两个故乡

我知道，在座的许多人也都是从别处来到这里的。你们当中很多人是刚来到加拿大的新移民，也有很多人心中还惦记着另一个故乡。

所以，我想提出一些我常问自己的问题。

当我们的心还惦记着别处时，我们该如何在此安身立命？当我们来自的地方正经历动荡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双重处境？有些人是因为故乡的暴力或苦难才来到这里；有些人则是为了寻求机遇而来，却依然牵挂着远在家乡的亲人。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生活在两个地方之间。

而这片土地——加拿大——也有着它自己的故事。它曾被从原住民手中夺走，而这些原住民至今仍生活在这里，并持续进行着抗争。加拿大曾经还曾依据血统来界定权利。通过《印第安人法》，加拿大根据血统来决定谁被视为“印第安人”。几代以来，如果一位第一民族女性嫁给了一位没有身份的男性，她自己就会失去身份，她的子女也会如此。因此，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深知被剥夺土地的痛苦，那么在他人被剥夺土地的地方建立我们的生活，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因此，当我们来到这里时，我们踏入的是一段尚未结束的被剥夺的故事，同时我们也带来了自己的故事。这并非弱点，而是一份馈赠。你以一种许多人无法理解的方式，领悟了爱上一处无法完全触及之地意味着什么。

爱我们的邻居，意味着我们不必在自己的故土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可以同时爱它们。我们可以向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学习，铭记我们来自何方，并与那些故土正遭焚烧的人们站在一起。我们的双重归属感可以转化为双重团结。

破除沉默：行动起来

《福音书》以一句奇怪的话作结：耶稣问完这个问题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了。

沉默可能意味着对话的终结。但它也可能是同谋藏身之处。长期以来，教会对巴勒斯坦人所受苦难的回应始终是沉默。爱的逻辑要求我们不断提出那些别人不敢问的问题。

巴勒斯坦的正义是一段旅程。你不必事事亲为。从你所在之处开始即可。

我想再谈谈那个飞盘的故事。我不知道那天是什么让我假装成另一个人。也许我早已明白，作为一名巴勒斯坦人，别人总是会要求我向他们保证他们是安全的，却没人会问起我的安全。那时我十二岁。我们当中许多人至今仍在假装，仍在安抚他人，仍在等待有人问问我们是否安全。

在这场种族灭绝发生三年后，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上帝在哪里？为什么世界无法阻止以色列？74,389条生命还不够吗？为什么感觉好像没人关心我们？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竟要承受如此巨大的苦难？

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向我们的人民传递并展现爱。爱巴勒斯坦人是我们见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口口声声说爱上帝，却没有以爱邻舍的方式行事，我们就必须向自己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爱并非柔弱之物。它不仅是一种情感或一个词汇，更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坚韧、代价最高昂、也最忠贞不渝的逻辑。

愿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地爱上帝，并像爱自己一样爱邻舍——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我们心中所怀的每一个故乡。

阿门。